党内法规是不是法律？

一般而言，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是法律的三个特点。规范性就是服务于或者意味着服务于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的指导。制度性就是法律的适用和法典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特定制度来实现或规定。强制性是指法律的服从和适用是由国家强制力提供内在保障的。每一种法律体系的理论都必须解释法律的三个特点。党内法规毫无疑问是法律。

党内法规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具有规范性。党内法规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具有强制性，《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政法工作“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宣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所以不仅党内法规，而且党的各种决定、通知、意见和建议不同于一般组织的建议之类，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过党内法规处理的党员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直接移交司法机关，建议司法机关处理的都会得到处理，具有强制约束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背景下，通过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机制保证党内法规的适用和实施，彰显了其制度化的特点。

党内法规的道德性与法律性

党内法规适用于党员和党组织，国家法律适用于公民及其组织，为什么党内法规应该严于国家法律呢？梳理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厘清党内法规的法律性与道德性。

法律与道德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层层递进的关系。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都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有效的法律秩序必须以共同体的最低道德观念为前提。富勒将法律称为“义务的道德”，而将道德称为“愿望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是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富勒对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区分是绝对化的二元划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可以将富勒对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划分扩展为多层级的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就像一个人的奋斗从最低台阶到更高台阶的不断攀登，每一次的奋斗目标相当于愿望的道德，成功之后就成为像义务的道德一样的起点，层层递进，不断攀升。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是这种相对的层层递进关系。

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是金字塔式结构。国家规定所有国民必须遵守法律（也就是义务的道德），这样的法律是国法，同时国家提倡国民遵守道德（也就是愿望的道德），这样的道德可以称为“国德”。国德是国民自愿遵守的，但并不排除其中一类人自我选择必须遵守其中部分国德，此时部分国德就成为部分人的法律（所有人的愿望的道德成为了部分人的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就是这样的法律。

共产党员是自愿选择加入共产党、经过组织严格考察最后宣誓入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一般党内法规对于一般国民来说是愿望的道德，但对党员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党内法规又可以区分为党法和党德，党法是所有党员的义务的道德，是必须遵守的，党德是党员的愿望的道德，是自愿遵守的。对于党员来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规定的“党员廉洁自律规范”都是党员必须做到的，是党法。对于一般党员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是愿望的道德，是党德，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是党法。党内法规中有针对一般党员的、党员干部的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实现“添一个身份则多一份规矩”。

党内法规的稳定性与变革性

“法律必须稳定，却不能静止不变。”如果说庞德的这句话表达了变革时期法律被动应对社会变化的事实，那么社会主义法律的变革性是其主动性的本性，因为共产党是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为使命的使命型政党。通过党内法规的变革来实现国法的变革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特征。

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共产党的使命包括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与一般无产阶级政党相同的地方在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执政，而且是为了通过不断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领导人民走向解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决定共产党既不能保守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停滞不前，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来逐步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以保持稳定为特征，而是为了阶级和国家消亡，为了消灭自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